汉字与苏美尔文字相关的一些字例（30）- 《史记》的由来和司马迁之原形

汉字与苏美尔文字相关的一些字例（30）- 《史记》的由来和司马迁之原形

徐曦 2021/1

一、前言

如本系列文章所示，牧野之后姬周政权将商族的族史文献《书经》篡改为伪尚书1.0，姬周政权灭亡之后，鸠占姬巢的召周政权又将伪尚书1.0层累叠加地篡改为伪尚书2.0，由于商族淮河邦联对西周政权的抗衡和制约，周人伪史尚未实现大一统的目标。国祚短暂的召周帝国崩溃之后，以道家和墨家为代表的商人族史更是借诸子百家学说而在东亚诸国传播，先秦时期商人族史与周人伪史在宗教、政治和哲学领域的斗争，基本为后来伪造的汉制先秦文献所掩盖，但仍可从一些遗漏如《韩非子》之载管中窥豹：“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尧舜不复生,将谁使定儒墨之诚乎？”

西汉帝国成形之后，其空前的政治和文化专制不仅彻底扼杀百家争鸣之思想自由，而且如前文29所论证，近数十年出土的楚汉文献表明刘邦家族从建政之初就开始了伪史工程。西汉伪造楚史和秦史以对其政敌秦人和楚人进行文化灭绝和丑化抹黑，并不令人十分意外，出乎历代经史学家意外的是以下两点。其一，以司马迁“私作本纪”为伪装而集天下谎言于一身的《史记》实乃西汉自我书史之唯一官史，刘邦家族既知其谎言之大谬而不敢在当时公开，编造欲盖弥彰的私信“报任安书”并谎称“以拾遗补阙，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藏之名山，副在京师”，所谓“藏之名山”实乃藏于宫廷秘府，为《汉书》“时书不布，自东平思王以叔父求太史公、诸子书，大将军白不许”所戳穿。其二，刘邦家族篡改和伪造的包括道、儒、法经典在内的汉制文献问世之后，自东汉的班固、王充始，历代重要的经史学家对其真实性进行了严谨的多角度辨伪考证，如魏晋谯周、唐人刘知几、韩愈、柳宗元、宋人欧阳修、吴棫、王应麟、叶适、晁公武、明人宋濂、胡应麟、清人姚际恒、王引之、崔述，以及近现代的康有为、张心澂、梁启超、胡适、钱玄同、顾颉刚、郭沫若等，两千年来的考证辨伪学发现了汉制文献中大量的伪造证据和造假痕迹，然而就其关键的造假原因或源头，除康有为认为刘歆协助王莽篡权而造假外，大多以梁启超的总结为代表，即所谓托古、邀赏、争胜、炫名、诬善、掠美，经史学家们对人类首个大一统专制政权之黑暗和诡诈的低估既是失之于天真，更多的还是来自伪经史儒学对包括经史学家在内的民众两千多年来的以正反馈模式进行的灌输。

为进一步揭示伪书《史记》产生的来龙去脉，本文根据《史记》、《汉书》和《前汉纪》中相关史料的伪造痕迹以查证和还原司马迁的真实身份，虚构的人名司马迁乃窃自西汉太史司马谈以假冒为其子，司马迁的真实身份是权倾西汉朝野三十年之久的刘彻之男宠兼秘密警察头子江充，江充的佞臣刀笔手身份分别为《史记》中的东方朔和《汉书》中的枚皋，其被阉割之男宠身份则隐藏于宦者男宠李延年。

二、《史记》产生的背景

公元前207年秦军主力与项羽楚军在巨鹿决战，刘邦势力乘关中空虚之机抢占咸阳并大肆烧杀抢掠，“诸将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汉书》，在夺取了秦帝国皇家的巨量藏书之后，作为西汉伪史工程必须的配套项目，刘邦首先发布了禁止民间藏书的“挟书律”《汉书》，伪称“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西汉对民间藏书搜刮之彻底，可见于《太平御览》引《七略》“孝武皇帝敕丞相公孙弘广开献书之路，百年之间，书积如丘山”和《史记》“百年之闲，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马王堆帛书显示西汉最晚在汉文帝时期已开始篡改道家著作及其作者，例如将老子的著作改为黄帝四经，将郭店楚简《老子》中的“绝智弃辩”和“绝伪弃虑”分别窜改为帛书中的“绝圣弃智”和“绝仁弃义”，马王堆帛书《系辞》则显示西汉为灭绝楚人的民族认同，将《楚帛书》中𩅴䖒(伏戏)的楚族始祖身份予以抹杀和篡改(见文29)。

伪史工程在西汉专制的顶峰汉武帝时期进入秘密的大规模文献伪造阶段，由于伪造文献本身需要隐秘性，而正常的史官也不会同意如《史记》这样肆无忌惮地篡改历史，更重要的是刘邦家族所不敢示人的亚摩利族源来历(见下文31)，刘彻于是首创内外朝之分，削外朝之权以便在内廷控制和保证工程的隐秘性，除不知内情且严令保密的兰台下属外，这一工程的秘密只限于刘彻本人和其男宠江充等少数几人。西汉伪史工程有三个主要的目标，其一，构建和强化刘邦家族隐秘的周人伪史观；其二，篡改、扭曲和剽窃诸子百家著作与思想；其三，伪造刘邦家族祖上世系。对应于此三大目标，刘彻先后实施了如下三个项目：

1. 首先是伪造一部从“黄帝”开始到刘彻为止的代表亚摩利周人族史观和大一统伪史观的史书，也就是伪称为太史公书的《史记》，对春秋之前的历史采用强化版的周人伪史2.0，对历史的篡改则重点放在自春秋末期开始贯穿战国、秦、楚汉战争直至西汉刘彻这一时期；

2. 其次是将汉初以来对道、儒、法、兵等诸家文献及其作者的窜改贯彻于大批汉制伪书的正式出笼，如前文29所证实的易传、山海经、楚辞、庄子、墨子、管子、列子、荀子、孔子家语、商君书等；

3. 最后实施的是难度最大的涉及儒家十三经的篡改和伪造，拆解《国语》以伪造《左传》及其中的刘邦家族世系，伪造尚书3.0、周官、周礼、逸礼、毛诗并篡改论语、尔雅、孟子等书，为掩护这批伪经书的顺利出笼，谎称发现所谓的古文经书，即鲁恭王“于其壁中得古文经传”、“ 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其学举六艺，立毛氏诗、左氏春秋博士”。西汉末期，对伪古文经早有怀疑的所谓今文派汉儒开始公开反击，从而引发了史上著名的今古文之争。

本文重点在于探讨上述第一项《史记》的来龙去脉，以下将鉴定刘彻在相关史书中造假作案而留下的指纹和脚印，以确认伪书《史记》之编纂者的真实身份。

三、《史记》编纂者的真实身份

1.东方朔和江充的角色重叠

先讨论删改痕迹最为明显的权臣江充，《汉书》记载此人在汉武帝时期权势滔天，“拜为直指绣衣使者”，所谓绣衣使者就是锦衣卫的前身，也即刘彻首创的秘密警察，史书中只出现过两个冠以直指使者身份的处于同一时间段的秘密警察头子，即江充和暴胜之，后者作为假名就是江充本人(亦见节5)。征和二年91BC四月秘密警察头子江充以巫蛊为名将“帝女诸邑公主、阳石公主、丞相公孙贺、子太仆敬声、平阳侯曹宗等皆下狱死”，“七月，使者江充掘蛊太子宫，太子与母皇后议，恐不能自明，乃杀充，举兵与丞相刘屈厘战，死者数万人，太子败走，至湖自杀”，巫蛊之乱大大加快了西汉自掘坟墓的速度，江充的贡献仅次于刘彻。江充曾将馆陶公主刘嫖和太子刘据使用驰道的家臣分别“尽劾没入官”和“充以属吏”，而“大见信用，威震京师”，根据《汉书》载“隆虑孝景中五年，侯融以长公主子侯，万五千户，二十九年，坐母丧未除服奸，自杀”，可知刘嫖死于116BC之前, 也即江充其人在116BC之前就已经权倾一时，而《史记》正式的史载截止于太初四年101BC，“余述历黄帝以来至太初而讫，百三十篇”，“太初以后，阙而不录，后好事者颇或缀集时事”(汉兴以来诸侯年表、建元以来王子侯者年表皆讫于太初四年)，如此重要的权臣在《史记》中竟然根本没有出现。由于巫蛊之乱在西汉影响之大，此事件的主角之名不易窜改，江充应该是其人之真名，关于此人之姓还可由刘邦家族的亚摩利族源得到证实(见文31)，接下来只有两个可能，一是《史记》中关于权臣江充的长达15年以上的记载均被删除；二是《史记》中记载的此人另有其名。由于江充在刘彻一朝有25年以上（116BC之前至91BC）的显要地位，前者无疑将导致许多的相关史载出现漏洞而无法自圆其说，以下进一步证实后者之判断。

若以三幕式结构概括史载中东方朔和江充这两个男宠角色的剧本，则两者均有与刘彻暧昧深长的开场、飞黄腾达的中场、和反目为仇的收场，先比较开场一幕中《汉书》所描写的两人从名字到身材相貌再到刘彻的反应如下：

江充字次倩……充衣纱縠襌衣，曲裾后垂交输，冠襌纚步摇冠，飞翮之缨。充为人魁岸，容貌甚壮。帝望见而异之，谓左右曰：“燕赵固多奇士。”既至前，问以当世政事，上说之。

东方朔字曼倩……长九尺三寸，目若悬珠，齿若编贝，勇若孟贲，捷若庆忌，廉若鲍叔，信若尾生……朔文辞不逊，高自称誉，上伟之。

《说文》倩,男子之美称，若草木之葱蒨也。萧望之字长倩，东方朔字曼倩，皆美也，《诗-衞风》巧笑倩兮，《传》好口辅也。仅就多有掩饰的《汉书》所载的刘邦家族之荒淫和乱伦，那些古罗马史书中描写的以淫乱著称的罗马皇帝们都要甘拜下风，《汉书-纪》中包括吕后在内的西汉总计12个皇帝，除末代14岁死亡的小皇帝刘衎情形不明外，个个拥有男宠，很可能是来自基因的诅咒，西汉最后三个皇帝干脆以断子绝孙的模式加速冲刺，终结了这个史上最为黑暗和诡诈的政权。

开场之后东方朔很快即“为常侍郎，遂得爱幸”、“为太中大夫给事中，赐黄金百斤”、“尝醉入殿中，小遗殿上，劾不敬。有诏免为庶人，待诏宦者署，因此时复为中郎，赐帛百匹”，其贴身佞臣之放荡不羁表达得淋漓尽致，班固总结其权势曰：“然时观察颜色，直言切谏，上常用之。自公卿在位，朔皆敖弄，无所为屈。”岂不就是《史记》中刘彻身边莫名空白十多年的男宠权臣“江充”？东方朔指控五十多岁尚未寡居的馆陶公主刘嫖嫖养13岁的董偃，而致“董君之宠由是日衰，至年三十而终”，江充则将刘嫖的家臣“尽劾没入官”，两者反映的同是此权臣与皇族元老刘嫖之间的权斗冲突。

江充被刘据斩杀之后，刘彻在《汉书》借壶关三老令狐茂之口引用《诗经》指控江充为谀佞小人：

《诗》云：“营营青蝇，止于藩；恺悌君子，无信谗言；谗言罔极，交乱四国。”往者江充谗杀赵太子，天下莫不闻，其罪固宜。

《史记》则虚构东方朔临死之言，以同样的诗句和刘彻之嘲讽隐晦地指出刘彻身边的巧佞小人就是东方朔本人：

朔且死时，谏曰：“《诗》云‘营营青蝇，止于蕃。恺悌君子，无信谗言。谗言罔极，交乱四国’。愿陛下远巧佞，退谗言。” 帝曰：“今顾东方朔多善言？”怪之。

东方朔即江充确认无疑。就东方朔之出身来历，《史记》仅有“齐人有东方生名朔”一句而予以隐瞒，《汉书》中则以“臣朔少失父母，长养兄嫂”加以掩盖，如《论衡》所载：“世或言东方朔，亦道人也，姓金氏，字曼倩，变姓易名，游宦汉朝。”也即东方朔并非其人之真实姓名。江充之出身来历的伪造痕迹则更为明显，所谓“女弟善鼓琴歌舞，嫁之赵太子丹”乃抄袭自李广利、李夫人或卫子夫、卫青的简历，而江充与“赵太子丹”冲突的情节则是以真实历史中其与太子刘据的冲突为底稿的重描。专权作威三十年的这位显要权臣江充，史书中是否还藏有其出身来历？以下先考证枚乘和司马相如。

2. 枚乘和司马相如的角色重叠

枚乘本为吴王刘濞的文书近侍，《汉书》有载：

枚乘字叔，淮阴人也，为吴王濞郎中。吴王之初怨望谋为逆也，乘奏书谏曰……汉既平七国，乘由是知名。景帝召拜乘为弘农都尉。乘久为大国上宾，与英俊并游，得其所好，不乐郡吏，以病去官。复游梁，梁客皆善属辞赋，乘尤高。孝王薨，乘归淮阴。武帝自为太子闻乘名，及即位，乘年老，乃以安车蒲轮徵乘，道死。诏问乘子，无能为文者，后乃得其孽子皋。

所谓枚乘未卜先知而作《上书谏吴王》和《上书重谏吴王》，与刘邦遗嘱以及伪书《左传》中大量的先见之明一样，都是典型的“司马迁”的伪造风格。154BC刘濞造反失败后，枚乘转而投靠镇压刘濞有功的梁孝王刘武，144BC刘武死亡之后(应为汉景帝所杀)，枚乘返回淮阴，141BC刘彻继位之后征其入朝。枚乘三年前才由于主人死亡回乡，所谓“乘年老，乃以安车蒲轮徵乘，道死”之疑点重重。传说中署名枚乘的辞赋作品已有考证多为他人所作，其实从内容和文字看，所谓的汉赋多为由楚辞剽窃而来，虚构的“屈原”也是为抹黑楚怀王而捏造，《汉志》中的枚乘赋九篇多是枚皋自楚辞剽窃而冠之于其父。精通文书者多也，刘彻远道征其入朝应另有原因，辑录西汉遗闻轶事的《西京杂记》显示真实的阿房宫来自于刘邦家族：

梁孝王好营宫室苑囿之乐，作曜华之宫……其诸宫观相连，延亘数十里，奇果异树，瑰禽怪兽毕备。王日与宫人宾客弋钓其中……梁孝王游于忘忧之馆，集诸游士，各使为赋。枚乘为《柳赋》……

楚辞本乃楚人用于歌咏，西汉窃其歌词却缺失了曲谱，刘彻、刘武之声色犬马最需要的不是大量现成的赋词而是协律和作谱，从辞赋《七发》鲜明的楚辞和道家特色以及窜出的楚敌吴客来看，《七发》乃剽窃楚辞原作并改造而来，其中的音乐内容则表明枚乘的主要特长应与乐谱有关。

对比《史记》中司马相如的简历如下：

事孝景帝，为武骑常侍，非其好也。会景帝不好辞赋，是时梁孝王来朝，从游说之士齐人邹阳、淮阴枚乘、吴庄忌夫子之徒，相如见而说之，因病免，客游梁。梁孝王令与诸生同舍，相如得与诸生游士居数岁，乃著子虚之赋。会梁孝王卒，相如归，而家贫，无以自业……上惊，乃召问相如。

若把孝景帝换成忌讳的反派刘濞，以上基本就是枚乘的简历，在《汉书》列有传记的枚乘在《史记》只有一次(在上述引文中)掠过其名，西汉所谓的两大辞赋家为司马相如和枚乘，《汉书-艺文志》载：“其后宋玉、唐勒，汉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扬子云，竞为侈丽闳衍之词，没其风谕之义。”以两人之简历和辞赋之说可判断司马相如应是枚乘在《史记》的名字，其司马之姓来自于其子枚皋之马甲司马迁，后者又来自刘彻为其设定的“父亲”太史司马谈，所谓卓文君的故事应为当时的某个市井传说。《史记-司马相如传》的篇幅远超其他传记，目的是放置子虚赋、上林赋、谕巴蜀檄、难蜀父老、谏猎疏、大人赋、封禅文这些否则无处可放的所谓的枚乘之文，其中子虚赋、上林赋、大人赋明显都是剽窃自楚辞。

将司马相如与枚乘这两块拼图板接上，即可还原出枚乘“道死”之后的经历。141BC后枚乘入朝，“相如为郎数岁，会唐蒙使略通夜郎西僰中，发巴蜀吏卒千人，郡又多为发转漕万馀人，用兴法诛其渠帅，巴蜀民大惊恐。上闻之，乃遣相如责唐蒙等，因谕告巴蜀民以非上意。”刘彻自135BC以唐蒙率军发动侵略西南的战争，此战争和129BC派遣同族枚乘出使西南均与寻找亚摩利同族有关，《难蜀父老》中西汉官员不知内情而对刘彻“士卒劳倦，万民不赡” 的西南战争大为抱怨。枚乘之后受贿罢官，“其后人有上书言相如使时受金，失官。居岁馀，复召为郎…… 相如既病免，家居茂陵”，病死于118BC。枚乘迁茂陵之事源于140BC“初置茂陵邑”、139BC“賜徙茂陵者戶錢二十萬、田二頃”以及127BC“又徙郡国豪杰及訾三百万以上于茂陵”（亦见附表注解）。《史记-太史公自序》载“于是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111BC刘彻“定西南夷”而彻底占领西南之后，又派遣江乘(枚乘)之子江充前往巴蜀调查其亚摩利同族的相关事宜。

3. 东方朔与枚皋的角色重叠

《汉书》记载枚乘之子枚皋二十岁之后来到长安，这个年龄与东方朔初见刘彻时“臣朔年二十二”相符，“上得之大喜，召入见待诏，皋因赋殿中。诏使赋平乐馆，善之”，也即枚皋继承其父的文笔和音乐特长而在平乐馆协律和谱曲，“皋不通经术，诙笑类俳倡，为赋颂，好嫚戏，以故得媟黩贵幸，比东方朔、郭舍人等，而不得比严助等得尊官”，说明枚皋与东方朔一样为略有文笔但不通经术的佞臣角色，既然“好嫚戏，以故得媟黩贵幸，比东方朔、郭舍人等”，却不见于《史记-滑稽列传》，后者不但列有东方朔、郭舍人，甚至连无名的王先生、战国的西门豹这样的非滑稽人士都拉来凑数，枚皋“见视如倡，自悔类倡也”，正是其男宠佞臣身份的真实写照，滑稽列传不见枚皋的原因很简单，因为其人在《史记》的身份已为东方朔所占据，其实在整个《史记》中枚皋都没有出现。《汉书-艺文志》列出著名的辞赋作者如“屈原”赋二十五篇、唐勒赋四篇、宋玉赋十六篇，在楚国故都寿春大肆剽窃楚辞的淮南王以篇数八十二屈居第二，辞赋学的无名之辈枚皋竟然以一百二十篇高居榜首，原因无它，枚皋本人即是刘彻之文献伪造和剽窃工程的刀笔手。

《史记》中出身来历不明而结局清楚的东方朔、《汉书》中出身来历清楚而结局不明的枚皋乃同一个硬币的两面，要进一步确证此说，可在历史文献网站输入枚皋之名对《汉书》、《史记》和《前汉纪》进行电脑检索，除《汉书》中的枚乘父子传记之外，所有出现此人之名“枚皋”或“皋”的文献出处，均有“东方朔”或“朔”与其仿佛连体兄弟般地如影相随，东方朔即枚皋也。

枚皋与江充之人物对应的重要证据则来自于他们出使匈奴的角色重叠，《汉书-枚皋传》中有简短的六个字“拜为郎，使匈奴”，在史书的任何它处都找不到枚皋出使匈奴的具体记载。同样地《汉书-江充传》载“充因自请，愿使匈奴。诏问其状，充对曰：‘因变制宜，以敌为师，事不可豫图。’上以充为谒者，使匈奴还。”然而如此重要的刘彻宠臣出使匈奴之事，史书它处竟然也不见记载，显然是因为巫蛊之乱而对江充的相关史载作了篡改。《汉书-匈奴传》载：

杨信既归，汉使王乌等如匈奴。匈奴复谄以甘言，欲多得汉财物，绐王乌曰：“吾欲入汉见天子，面相结为兄弟。” 王乌归报汉，汉为单于筑邸于长安。匈奴曰：“非得汉贵人使，吾不与诚语。”匈奴使其贵人至汉，病，服药欲愈之，不幸而死。汉使路充国佩二千石印绶使，送其丧，厚币直数千金。单于以为汉杀吾贵使者，乃留路充国不归。

匈奴要求西汉派遣高级别的使者以表和谈之诚意，然后匈奴再使其贵人至汉，以上史载删除了这一重要的中间环节，刘彻派遣的高级别使者“路充国佩二千石印绶使”，其出使时间点被篡改成了之后的“送其丧”，史书中仅在此处出现的“路充国佩二千石印”应该就是江充，也就是枚皋(以及下一小节的“延年佩二千石印”)。

江充在《史记》和《汉书》的佞人刀笔手化身分别为东方朔和枚皋，这也就解释了死到临头的刘彻不仅在《史记》中咒骂被杀的涉事男宠韩说(即虚构的韩嫣，见第4小节)为“孽孙”，还不加掩饰地在史书中破口大骂否则莫名其妙的枚皋为“孽子皋”、其父枚乘也即司马相如为“犬子”。

4. 江充父子的合体李延年

《史记》记载刘彻有两位资深男宠：“今天子中宠臣，士人则韩王孙嫣，宦者则李延年。”先查考这位所谓的韩嫣，《史记-佞幸列传》载：

时嫣常与上卧起。江都王入朝，有诏得从入猎上林中。天子车驾跸道未行，而先使嫣乘副车，从数十百骑，骛驰视兽。江都王望见，以为天子，辟从者，伏谒道傍。嫣驱不见。既过，江都王怒，为皇太后泣曰：“请得归国入宿卫，比韩嫣。”太后由此嗛嫣。嫣侍上，出入永巷不禁，以奸闻皇太后。皇太后怒，使使赐嫣死。上为谢，终不能得，嫣遂死。而案道侯韩说，其弟也，亦佞幸。

这里有三个伪造痕迹。首先，皇太后王娡死于126BC，韩嫣被其赐死的时间只能早于此年，韩说作为替代韩嫣的男宠，即便自126BC起算至91BC巫蛊之乱被杀，其间也长达36年，而韩嫣就算刘彻14岁即开始与之淫乱也只有16年时间，相比业绩空白的韩嫣，韩说还为刘彻四处侵伐而彪炳秽史，“以校尉击匈奴，封龙哣侯。后坐酎金失侯，复以待诏为横海将军，击破东越，封按道侯。太初中，为游击将军屯五原外列城，还为光禄勋”，并与江充同为巫蛊之乱的主角而被太子刘据所杀，地位之显赫可见一斑，《史记》中其作为资深男宠的排名竟然在韩嫣之下，显然有诈。其次，韩嫣通奸宫女，其弟韩说不但没有连坐，反而“亦佞幸”，男宠宦者李延年却因其弟通奸宫女而“兄弟皆坐奸，族”，两者之间矛盾明显。其三，刘彻曾为韩嫣求情，“上为谢，终不能得，嫣遂死”，却又在《史记》咒骂其为“孽孙”，对本该痛恨的巫蛊之乱的主角韩说反而一言不发。综上三条，所谓的韩嫣、韩说两兄弟其实就是同一人，《玉篇》嫣，長美皃。嫣、倩、曼乃描写男宠或娈童之用字，刘彻虚构韩嫣的目的很简单，就是把韩嫣、李延年这一双和韩说、江充这另一对彻底分开，免得韩说、李延年同列而牵连到对李延年的身份产生怀疑。以下查考李延年其人。

《史记-孝武本纪》载“其年，既灭南越，上有嬖臣李延年以好音见。上善之”，《史记-外戚世家》载：

王夫人蚤卒。而中山李夫人有宠，有男一人，为昌邑王。李夫人蚤卒，其兄李延年以音幸，号协律。协律者，故倡也。兄弟皆坐奸，族。是时其长兄广利为贰师将军，伐大宛，不及诛，还，而上既夷李氏，后怜其家，乃封为海西侯。

这里有三个疑点。其一，李广利为贰师将军伐大宛之年为104BC,也就是所谓的李延年兄弟被灭族之年，李延年作为刘彻的男宠从灭南越的112BC到104BC，只有短短的8年，其资深男宠的排名怎么可能在专权擅势三十年的男宠江充之上？其二，李延年兄弟被灭族，刘彻竟然还放心地对其另一“兄弟”李广利委以军事重任以打通西域(与西南战争均为寻找刘邦家族的同族之故)，直到89BC李广利兵败而投降匈奴。其三，与卫子夫类似，李夫人“父母及身兄弟及女，皆故倡也”，这样的家庭出身及其成长的经历可能产生卫青、李广利这样的武夫，但不可能出现精通协律的李延年，后者需要在文书和辞赋的多年学习的基础之上再加以音乐和乐谱的世家训练。

综上三点，虚构的宦者李延年实为枚乘(其真实姓名或为江乘)之协律都尉身份和江充被阉割之男宠身份的综合体，如史书所载：

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汉书-礼乐志》

至今上即位，作十九章，令侍中李延年次序其声，拜为协律都尉。通一经之士不能独知其辞，皆集会五经家，相与共讲习读之，乃能通知其意，多尔雅之文。《史记-乐书》

证实之前所论述的江乘(枚乘)的主要特长在于协律和谱曲。《史记》中刘彻的两位资深男宠就是巫蛊之乱被杀的江充和韩说，李延年被族灭的结局与江充一致，“延年”其实是西汉权贵最常用的人名，所谓“李延年”实乃刘彻送给江充的三个半马甲之半，另外半个与司马相如合并为江充之父江乘(枚乘)在《史记》中的替身。另有《汉书-沟洫志》载“齐人延年”提议挖开黄河河套以淹灭蒙古高原之匈奴的“万世大利”之举，刘彻“壮之”，依此对答风格，此“延年”应该就是江充。

5. 江充的御史马甲司马迁

西汉末的桓谭在《新论》中记有史书所不见的关键记录：“太史公造书，书成，示东方朔，朔為平定，因署其下太史公者，皆朔所加之者也。”就是说“太史公”作史完毕还需要提交东方朔审阅，《史记》中出现的许多“太史公曰”，皆为东方朔所加，可见在编造《史记》的过程中东方朔扮演的是最重要的角色。桓谭为西汉末期重要的经史、考辨和音律学者，“父成帝时为太乐令。谭以父任为郎，因好音律，善鼓琴。博学多通，遍习五经，皆诂训大义，不为章句。能文章，尤好古学，数从刘歆、杨雄辩析疑”《后汉书-桓谭传》，其年代距“司马迁”不到百年， “号曰《新论》，上书献之，世祖善焉”，其上书于刘秀的记录应该是桓谭和其父在西汉朝廷任职所知的可靠信息。关于“太史公曰”，唐人司马贞在《史记-索隐》说：“盖杨恽、东方朔见其文称余,而加太史公曰也。” 例如“太史公曰：余以《颂》次契之事，自成汤以来，采于《诗》”，从文章的字句结构看，此“太史公曰”在文中的出现本身即显画蛇添足之突兀，桓谭所说的“太史公曰”为《史记》“书成”之后所加添，从侧面证实《史记》作者在巫蛊之乱后被特意更改的观点。

如本文所考证东方朔就是江充，《史记》中的本纪、表、书、世家均来自现成的先秦史册如《国语》、秦帝国的史记《秦记》、《战国纵横家书》、《楚汉春秋》等，以及西汉史官所记录的朝廷文献和档案，江充乃是贯彻刘彻的意图对这些史料进行篡改和删除，《史记》的列传部分则是由江充对现有史料进行抄袭、改写和伪造而成。为将《史记》伪装成个人私史，江充乃在篇章之末以及其它处加上其个人评论，巫蛊之乱江充被杀之后，刘彻将《史记》的“作者”改为虚构的“太史公司马迁”，因此又在这些评论之前特别加添了“太史公曰”。那么刘彻为何选“太史公司马迁”为作者？这个问题与以下讨论的江充的职位有关。

从东方朔的简历看，江充最初为常侍郎，这是皇帝近臣出入禁中的虚衔。“后为太中大夫给事中”，“给事中”为给事于宫禁中的封号，九卿之一、掌宫廷侍卫的郎中令（104BC后改为光禄勋）的下属有太中大夫，秩比千石，所谓“大夫掌议论”即国策顾问，例如挖开黄河河套之类的提议。江充之后的职位可由其本人的史载得到线索，“充即移书光禄勋中黄门，逮名近臣侍中诸当诣北军者，移劾门卫，禁止无令得出入宫殿”，在116BC之前还逮捕了馆陶公主刘嫖违规的家臣，说明江充此时的职位可能由太中大夫转为监察机构御史下属的举劾按章的侍御史，“上以充为谒者，使匈奴还，拜为直指绣衣使者，督三辅盗贼，禁察逾侈。贵戚近臣多奢僭，充皆举劾”，如第3小节考证，江充出使匈奴是在元封四年，也即107BC之后江充担任“侍御史有绣衣直指”，证实了之前其任侍御史的判断。“三月，光禄大夫河东暴胜之公子为御史大夫，三年下狱自杀”，此绣衣直指暴胜之即为江充，“太初元年更名中大夫为光禄大夫，秩比二千石”，也即104BC江充兼任此年专为其新设的秩比二千石的光禄大夫，古文经伪造完工后于94BC再升迁为御史大夫，此最终职位与其巫蛊之乱的主角身份一致。

以上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江充在116BC之前已任侍御史，到104BC授予荣誉性质的光禄大夫之间至少有12年的职位升迁期，若算到94BC所担任的御史大夫其间则有22年时间，中间的绣衣直指只是临时职位，“侍御史有绣衣直指，出讨奸猾，治大狱，武帝所制，不常置”。在侍御史和御史大夫之间的职位“有两丞，秩千石。一曰中丞，在殿中兰台，掌图籍秘书，外督部刺史，内领侍御史员十五人，受公卿奏事，举劾按章”，内庭的御史中丞在殿中兰台掌图籍秘书，外朝的御史丞督部各州刺史。从司马迁的简历看，司马谈110BC死后“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江充应是在108BC成为御史中丞而掌控图籍秘书，并正式开始文献伪造工程，费时约十年之久的《史记》之伪造完工之后，98BC“为中书令，尊宠任职”，中书令也是刘彻为奖赏江充而专设的实权超过丞相的新职位，《后汉书》本注曰：“(尚书令)承秦所置，武帝用宦者，更为中书谒者令，成帝用士人，复故。”

显然西汉负责文献和记录言行的史官均为御史，刘知几曰：“当王莽代汉，改置柱下五史，秩如御史。听事，侍傍记迹言行”《史通》，这由延续西汉制度的东汉官职也可得到确认，御史中丞下设“兰台令史，六百石。本注曰：掌奏及印工文书” 《后汉书》，如“班固徵诣校书，除兰台令史，迁为郎，典校秘书，令卒前所续史记也”《东汉观记》以及“建初中，肃宗博召文学之士，以毅为兰台令史，拜郎中，与班固、贾逵共典校书”《后汉书》。

《汉书》载：“奉常，秦官，掌宗庙礼仪，有丞。景帝中六年更名太常。属官有太乐、太祝、太宰、太史、太卜、太医六令丞。” 《左传》云：“日官居卿以底日。”周官注云：“太史，日官也。”太史令负责天文历法而与史官记录毫无关系，《史通》载:

汉兴之世，武帝又置太史公，位在丞相上，以司马谈为之。汉法，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叙事如《春秋》。及谈卒，子迁嗣。迁卒，宣帝以其官为令，行太史公文书而已。寻自古太史之职，虽以著述为宗，而兼掌历象、日月、阴阳、管窥天度数。司马迁既殁，后之续《史记》者，若褚先生、刘向、冯商、扬雄之徒，并以别职来知史务。于是太史之署，非复记言之司。故张衡、单扬、王立、高堂隆等，其当官见称，唯知占候而已。

刘知几误以为西汉设立太史公以记录朝廷言行，司马迁死后就取消了，例如后来东汉的太史令张衡等人只知看天象预吉凶而已。其实西汉根本没有出现过“太史公”这个官职，集解臣瓒引用掘毁刘彻墓而出土的《茂陵中书》曰：“司马谈以太史丞为太史令，是武帝未尝置太史公也。《汉书·律历志》，元凤三年，太史令张寿王上书，元凤为昭帝年号。在宣帝前，则汉仪注谓宣帝以官为令，亦妄说也。”由于刘彻在《史记》中伪造“太史公曰”以及《报任安书》、《太史公自序》，导致后世学者将此“太史公”混淆于他们所知的《史记》编造者东方朔或某权臣中书令，如《汉旧仪》载“太史公秩二千石”、集解如淳曰“汉仪注太史公，武帝置，位在丞相上。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序事如古春秋。迁死后，宣帝以其官为令，行太史公文书而已”、 以及上述的桓谭和刘知几之记载。

至此我们大致可知刘彻选择“太史公”和伪造私信《报任安书》的良苦用心，就是将世人的视线由江充之兰台御史转移到与历史记载毫无关系的太史，也即让世人误以为“太史公司马迁”完全是出于个人兴趣才编写其私史《太史公记》，而与西汉朝廷没有任何关系。

四、总结

刘彻和江充伪造了《史记》并篡改了几乎所有主要的先秦文献，以肆意歪曲儒、道、法等诸子百家的思想精髓，对之后两千多年的东亚民众有何等的影响和后果，有待读者们考量以及今后的历史走向予以评说。无论如何，刘彻之外，江充是一个东亚历史不能忘记的人物，所以将其大事记整理于附表如下。

年份	江充(司马迁)大事记	注解
145BC	江充，本名齐，字次倩，淮阴人，出生于睢阳。	《自序-索隐》引《博物志》：“太史令、茂陵显武里大夫司马，年二十八，三年六月乙卯除六百石也。” 三年指汉武帝三年即建元三年138BC，六月乙卯初七，此司马为司马谈而非司马迁。张守节《正义》“为大史令五年而当太初元年”下云：“案迁年四十二岁。”即出生于145BC，从“武帝春秋二十九乃得皇子，群臣喜，故皋与东方朔作皇太子生赋及立皇子禖祝”也可确定江充应生于145BC而非135BC。其父江乘(枚乘)此时效力梁孝王刘武于梁都睢阳。
127BC	十九岁。已成为刘彻男宠。	《汉书》“武帝春秋二十九乃得皇子，群臣喜，故皋与东方朔作皇太子生赋及立皇子禖祝。”依此记载，说明江充在成为刘彻男宠之前，类似韩说或已为刘彻之娈童。
126BC	二十岁。受刘彻派遣调查和寻找刘邦家族隐瞒于世的族源和同族，所谓“求古诸侯之史记”。	《自序》“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闚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戹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 “司马迁父谈世为太史，迁年十三，使乘传行天下，求古诸侯之史记”《西京杂记》，“乘传”为官方派遣，十三或为成为刘彻之娈童之讹。
124BC	二十二岁。周游各地调查回到长安，或为常侍郎。	《汉书》“臣朔年二十二……上以朔为常侍郎，遂得爱幸。” 《汉书》“上得之大喜，召入见待诏，皋因赋殿中。诏使赋平乐馆，善之。”
123~119BC	二十三至二十七岁。先后任太中大夫、侍御史，其间曾与刘嫖发生激烈权斗。	《汉书》“充出，逢馆陶长公主行驰道中。充呵问之，公主曰：“有太后诏。”充曰：“独公主得行，车骑皆不得。”尽劾没入官。”
118BC	二十八岁。其父江乘(枚乘)病死。	《汉书》“相如既卒五岁，上始祭后土。八年而遂礼中岳，封于太山……”
111BC	三十五岁。出使巴蜀寻找亚摩利同族。	《自序》“于是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
108BC	三十八岁。任御史中丞，正式开始大规模的文献伪造工程。	《史记》“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
107BC	三十九岁。出使匈奴。之后任直指绣衣使者。	《汉书》“拜为郎，使匈奴。”
104BC	四十二岁。被授予秩比二千石的光禄大夫衔位。	《汉书》“三月，光禄大夫河东暴胜之公子为御史大夫，三年下狱自杀。”
99BC	四十七岁。作为秘密警察头子前往山东残酷镇压民众起义。	《史记》“遣直指使者暴胜之等衣绣衣杖斧分部逐捕。刺史郡守以下皆伏诛。”
98BC	四十八岁。《史记》伪造完工，升为中书令。	《史记》“余述历黄帝以来至太初而讫，百三十篇。”《汉书》“太初以后，阙而不录，后好事者颇或缀集时事。”
94BC	五十二岁。《左传》及其世系伪造初步完工，升为御史大夫。	命名尧母门说明《左传》中刘邦家族的祖上世系伪造初步完工。
91BC	五十五岁。按刘彻意图制造巫蛊之乱，为刘据所斩杀，被刘彻灭三族。	《汉书》“充既知上意，因言宫中有蛊气，先治后宫希幸夫人，以次及皇后，遂掘蛊于太子宫，得桐木人。太子惧，不能自明，收充，自临斩之……后武帝知充有诈，夷充三族。”